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出版以来影响很大，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由苦难到辉煌的奋斗史，并以宏阔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做衬托，以彼时所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的逸闻作点缀，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就全书的主要内涵来说，确实起到了激励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奋斗的决心与信心之作用，无论怎样讲都是一部激发共产党人团结奋进的不可多得的优秀读本。 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书中在涉及到毛泽东时，作者虽然比较公允地肯定了毛泽东在特殊历史时期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字里行间总给人一种在作者心中对毛泽东存有芥蒂的感觉。许多地方看似是在还原历史真相，其实让人隐隐约约地觉得很像是在有意无意地贬损毛泽东。尤其在涉及到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关系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
譬如，书中写到四渡赤水过程中，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下的迂回战术心生不满，而这种不满在整个红军队伍中又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红军自离开瑞金之后，就一直长途奔波，频遭敌军围追堵截，部队休整不足，后勤补给跟不上，全军上下十分疲惫劳累。由此产生出这样那样的埋怨牢骚，对于普通战士和下层指挥员来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问题是这样的不满与牢骚也发生在高层，尤其表现在中央红军最大军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身上，就见得问题很不一般了。不管何时何情之下，主要将领的思想直接关乎到到全局的稳定。林彪不仅自己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心有怨言，还把这些波及到全局上。他不仅对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诉说自己的怨言，还直接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直接扬言：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林彪那时候二十几岁，作为一般年轻人偶尔表现出一点血气方刚，直露率尔，容易冲动的特点，也很符合那个年龄段的人的实际情况。但作为红军高级将领，林彪背着中央在私底下串通彭德怀要更换中央高层的指挥权，这就不是什么冲动不冲动的小事情了。不要说在长征中那样极其特殊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冲动与随意要不得，就是在局势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都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更是危难时期致命的自由主义表现。如任其如此下去，必将对遭遇着岌岌可危局势的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产生致命的危害。 好在彭德怀没有接受林彪的建议，直接表示拒绝。这里要说的是，彭德怀拒绝林彪的鲁莽建议并不能太说明什么，换作任何一个高级指挥员也一定会如此，只要他心里还有最起码的组织原则性。问题是彭德怀也仅仅是一般的拒绝而已，他并没有批评或者劝说林彪心存此念的危害，也未把如此严重的问题及时向中央汇报，而是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继续做自己的事了。这样的举措，放在一般战士中间，我们可以视之为是受传统的道义羁绊，似有不愿出卖袍泽之意。可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高层领导，彭德怀没有及时把林彪的思想汇报给中央，任谁看来都不能等闲视之了。
四渡赤水战役，是在红军身遭重重危机的环境中发生的，从战略高度审视，的确是灵活机制的神来之笔。频繁遭遇十倍于我敌军围困的红军，没有高级的侦察机是手段，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一切都以十分有限的信息为依据，依靠领导者自己的独具的慧眼和准确的判断来决定胜负。毛泽东无疑是在那样一种危机环境里唯一能把握全局，带领红军走出困境的卓越领导者。四渡赤水，后来之说以被毛泽东认为是平生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绝非随意说说而已。必定在那样的处境中，一着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而那时的红军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一旦输了，就不仅仅是失败了大不了下一次再来的事情，而几乎是一旦失利就永远没有了下一次的问题。尽管金一南在书中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断强调四渡赤水不是后来所说的出奇兵，毛主席的指挥也没有达到真如神的境界，可整个战况的发展以及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无不在证明着它的不一般意义。
金一南在书中说及四渡赤水并不算是全胜之举的根据就是四渡赤水的时候，曾有过鲁班场和茅台镇两处的战术上小失利。对一般军事指挥者来说，他们的眼光往往只停留在某一次战役上的得失上，而对于真正的军事大家尤其是军事战略家来说，只有战略上的绝对胜利才是第一位的，战术上的胜利永远是排在第二位的。因为战术上的偶尔失利，有的是下一次的弥补机会;而战略上的失利，则是无可挽回的永久失败。为了赢得宏阔久远的战略胜利，偶尔的战术失利是不必过于计较的，许多时候也不难以避免的。 从这一点来说，那个时候的林彪，至多算得上一位优秀的军事战术家，而远达不到一个军事战略家的水平。他萦绕于心的是大小战斗每战必胜与简明直接，而没有或者也不可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而他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不仅基层将士如此看法，就连中央高层又何尝没有这种看法?伟大杰出领袖无可替代之处就是在众人都这样看的时候，他却能用慧眼透过淡淡的迷雾敏锐地穿透到局势的那一层。由于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因为侦探来的情报严重不准确，重新出山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一战而给自己带来昔日的辉煌，这在红军将士乃至中央高层中很引发了不少质疑之声。接下来的四渡赤水战略迂回，自然而然招致而来的质疑声也就绝对不仅仅是林彪，还有中央决策层。这一点不仅反映在林彪后来独自写给中央的信中，也反应在中央决策层里对林彪来信反映问题的反应上。如果林彪当时的思想大家不赞成，彭德怀就不会仅仅拒绝他的建议而不向中央反映;如果中央高层的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对林彪来信的态度同样鲜明的表示反对，他们就不会不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其做出明确反应;林彪的思想及做法当时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都知道，可没有一人予以劝阻，都是沉默以对。在那个可能因大家采取都敷衍媾和态度随时就有可能导致红军全军覆没的危机关头，毛泽东的高度责任感与敏锐果决态度就不能不以盖压一切的态势表现出来。
何为领导者的担当?那就是在面临重大危急关头对局势走向的准确判断与沉稳果断的应对与处理。 因为这时候绝不是允许讲情面的时候，一旦所谓的情面稍稍占据上风，真理转瞬之间就会沉入谷底，谬误立刻就会占据上风。如果当时的红军不走林彪所谓的弓背路、来回路，而走他心仪的所谓捷径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有两万之众的红军很快就会消失在十倍于我的敌人重围之中，悲壮的全军覆灭局面随时都会发生。
领袖的卓尔不凡往往就是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得以展示。毛泽东并未就林彪及其众人的反应乱了方寸，继续集中全部精力指挥红军与敌周旋，及至北渡金沙江，把追敌甩至约有一星期远路程的时候，这才腾出手来解决早该解决当时却没有时间解决，而今有了时间又不能不解决的重大问题。 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之后，毛泽东利用难得的休整时间向中央建议召开扩大政治局会议，并严格要求所有规定参会人员必须全部到会。与会人员共八人：中央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三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会议上传阅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给中央的来信，一份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发给中央的电报。林彪的信是在他给彭德怀打完电话后写的，他把自己的意见以书信形式上报中央，这倒是很正确的做法。如果一开始林彪就这样做，而不是私下打电话给彭德怀，或许就没有了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三军团的刘少奇、杨尚昆发现三军团也有林彪式的抱怨情绪后，感到问题严重，刘少奇向彭德怀汇报，并建议给中央发电报汇报，彭德怀却以战事繁忙为由没有在发出的电报上签字。 谁都知道，毛泽东一生最深恶痛绝的就是有意见不说到明面上而在背地里胡叨叨。他之所以在会议上对肇事者林彪以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了事，主要原因就是林彪把问题说到了明面上。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诉说心曲不成，就直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观点。尽管他的思想认识有错误，起码他没有搞所谓的阴谋诡计。而彭德怀的所作所为之所以在会上遭到毛泽东最严厉批评，明眼人一看便知，林彪打电话给他说让他出来指挥，他虽拒绝了林彪，却没有把这一严重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如果有谁说彭德怀是在有意等着一林彪为代表的一线指挥员闹出个结果来，自己好收渔翁之利，也不能说就没有一定道理;再就是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去电反应部队指战员们的思想情绪，作为军团长，彭德怀签字顺理成章，可他却没签，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想法，更不可能不让人把这件事与林彪给他打电话的事联系到一起。
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严厉批评是开诚布公的，会上对林彪的信由他指使的指责是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而发的。以彭德怀的个性，如果他没做，他绝不会报之以沉默。至于庐山会议之后，他在自述中说到当时因忙于战事，而没有来得及解释或者说没有必要解释之说，无论咋说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毛泽东在会上发的脾气很大，并且当众指责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算什么政治委员!彭德怀仍然没有辩解，如果彭德怀当时没有其他想法或者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不可能把自己那一点都着的火爆个性压制得那样平静。 金一南对这件事的看法始终是彭德怀无辜受冤，毛泽东不讲人情，甚至小肚鸡肠。
在书中，金一南是这么解释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曾经有过的矛盾的：遵义之后，人人都称毛泽东为主席了，只有彭德怀还一直老毛老毛的喊着。毛泽东真如金一南说的那样虚荣与狭隘吗?仅仅因为彭德怀不喊他主席，就小题大做，对彭德怀发那样一顿脾气?更奇葩的是，金一南在书中还讽刺毛泽东在计较私怨上很善于旁征博引，说什么一九五八年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的那份万言书而对彭德怀事件的定性，依然是牵扯到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的那次被金一南认为的所谓裂痕上。金一南也真是太有点妄揣圣心了，毛泽东真如他猜想的那样，他何以能够团结党内外那样一个广泛的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入到无比辉煌境地?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建议召开的那次会议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和林彪的严厉批评同样是十分必要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那样一个危急关头，中央和红军需要的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需要的是高歌猛进，没任何杂音;需要的是心地坦白，无私无畏;需要的是绝对维护中央权威，任何人不能心存丝毫懈怠与非分之念。而林彪是那场争辩毋庸置疑的始作俑者，彭德怀呢?他起码应是无可推卸的推波助澜者。作为高级指挥员，他应该明白林彪所谓的红军走弓背路、来回路等怨愤所蕴含的危机，也应该明白林彪嚷着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明白作为高级军事领导一旦产生这样的思想对革命事业将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正地对林彪的作为予以制止，至少也应该是劝说。
而他不仅不及时向中央作汇报，听之任之，还连在刘少奇、杨尚昆发给中央的电报上签个字的表现都没有。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他之所以没有加以辩解，正说明了他当时可能有所悔悟。如像他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因忙于战事而未加解释的话，一点也不符合当时会议严肃的气氛和他固有的性格。 真如金一南所说的那样，毛泽东还真不配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即便勉强做了也实在有负全党同志对他的信任。
事实如何呢?宽宏大度、海纳百川胸怀，恰恰是毛泽东身上最受人景仰的个性魅力之一。就说彭德怀吧，自金沙江畔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更加稳固，并在实际斗争实践中更加会受到全党的高度信赖和拥戴，并逐步走到党的领导的最前台。如果毛泽东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他一定会借机打压彭德怀，使他不再有出头之日。可事实怎样呢?彭德怀后来一致受到毛泽东重用。抗战时期，担任仅次于朱德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时候，毛泽东特命彭德怀带领西北野战军和自己一起转战陕北，把中央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托付于他;抗美援朝开始后，彭德怀又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至于五八年庐山上的那场政治风云，至今高层档案未曾揭秘，真实的历史今人知之甚少。据许多当事人回忆，一开始毛泽东并未把彭德怀的问题看得太严重，只是后来由于一同随彭德怀访问苏联的代表团成员反映说，彭德怀曾背着代表团成员私自与苏方高级领导人接触，并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传闻出来。而这些说法据说都有具体的事实依据，才使得庐山会议上关于彭德怀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据有的当事人回忆，彭德怀在会上的许多表现也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其中之一，会议期间他们几人包括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一处秘密开会，并且不开灯。至于研究什么，谁也不知道。
其二，彭德怀在受到批评后闹个人情绪，在休会期间与毛泽东山上相遇，毛泽东和善地对他说：德怀同志，我们还是可以好好谈谈嘛。彭德怀没好气地一甩手，厉声回应了一句：没什么好谈的!说完，头也不回一走了之。他的这种表现，哪像金一南说的一九三五年在金沙江畔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时不予解释那般平静。彭德怀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并未放在心上，而是引起了其他领导人的极为不满。后来揭批他的时候，许多人都对他一贯的粗暴态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其三，受到批评的彭德怀，太过率性，一点也不顾及大局。作为政治局委员，在接下来的会议上一个人坐到了会场最后边，毛泽东喊他到前面来，他低着头一概不予理睬。这些虽然反映了他性格耿直的一面，可他毕竟不是一般干部，他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如此表现，也实在有失胸襟气度。不管这些史料是否属实，总的看来也基本符合彭德怀的性格。
我这里绝没有一丝贬损彭德怀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说到了这一点。彭德怀一生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用不着再去为之做过多的辩论。但就其个性特点来说，他不可能没有缺点与错误，金一南也不必为了给彭德怀赠金就拿他来贬损毛泽东。更何况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抨击的对象是当时在一线负责的领导人而绝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彭德怀一直关爱有加，三线大建设时期，还请他出任三线副总指挥，他原来享受的待遇也一直没变。
金一南想彭德怀就歌颂彭德怀，干嘛要拉彭德怀来变着法儿埋汰毛泽东呢?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金一南到在书里似乎还没有解恨仍意犹未尽，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由于个人私欲膨胀和军阀主义思想所使，公开抵抗中央命令，再三向中央要权，并最终发展到要以开展所谓的党内斗争来挟持中央。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实力上处于劣势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处境危险。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连夜北上，追赶已经先行的红一军团。 当此危难之际，留守在中央身边的红三军团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保卫党中央的职责。可金一南的书中在写到这件事的时候，却把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似乎看成了他个人的武装力量，反复强调要不是他，中央和毛泽东就会无所依靠，就有可能被张国焘挟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可能重写。 在红军队伍里，不管红一军团也好，红三军团也罢，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它是属于中国革命的，决不能视作个人之物。军队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领导，绝对听党指挥，是古田会议之后就已经制定下的不二法则。林彪的红一军团先行北上为后续部队开辟前进之途，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中央在一起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保卫中央安全是其职责本分而绝非彭德怀个人出于私人之间的友谊或者传统道义而为之。可金一南的观点在这里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中在写到李特气势汹汹地追赶到中央机关时，态度蛮横，手舞足蹈，甚至拔枪威胁。毛泽东好生无奈，危急时刻把彭德怀抬出来，吓住了李特。这些不知何故滋生出来的奇异思维实在有违金书的严肃主题。那种情形可能是历史事实，而金一南没有把危难之时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的从容淡定沉着应对危机局面的智慧予以展示，而是把彭德怀当做毛泽东彼时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和中央的救命稻草。如果那一刻毛泽东不抬出彭德怀，他和中央机关就有可能遭遇不测，就难以摆脱险境。这样的世俗见解或者如此随意的主观主义观点，真是有负了作者的盛名和本书所该具有的严肃性。
金一南对彭德怀的赞美和对毛泽东的贬损并未完结，他在写道叶剑英参加会议时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后，趁陈昌浩正在讲话时急忙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势危机，急忙通知了彭德怀。彭德怀建议毛泽东是否扣押陈昌浩等四方面军将领以保证党中央安全时，毛泽东坚决予以否定。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当晚没有回到自己住处，就住在了三军团。写到这里，金一南写道：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这话倒符合历史事实，无可挑剔。因为，红一军团已经远离，中央唯一的依托就是三军团。保卫中央安全既是三军团的使命，也确实中央当事的唯一依赖。而金一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扬彭贬毛的特点，硬是画蛇添足地来了这样一句：那种关键时刻，绝对没有人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 很明显，金一南再次为突出彭德怀在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恶意贬损了一下毛泽东。这句话里的有人指的是谁?那句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话又出自谁口?金一南虽未讲明，可话里带着引号，令人一目了然。
可金一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彭德怀是红军的指挥员，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它的职责就是听命于党和人民的召唤。不要说彭德怀，即便谁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的军事主管，也一样要担负起彭德怀彼时所担负的职责，确保党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绝对安全。这不是江湖义气，也不是各人之间的感情，这是使命职责所在，任何人也不得违逆。正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使，林彪才在被毛泽东斥责为娃娃懂得什么之后，继续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自己的队伍在渡过金沙江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率先走出雪山草地，直至革命最终胜利;彭德怀也在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继续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率领部下将士，一路飞行，最终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在整顿并统一了党内军内意见后，继续和受批评的林彪、彭德怀等人一道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直至中国革命夺取完全胜利。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有时候并不像著史人臆测的那样卑微与窄狭，它有时候看似残酷却又饱含深情，有时候看似平淡却也不乏奇诡，有时候看似惊涛骇浪却能转瞬间风平浪静。为了大的路线方针所产生的争执，丝毫不会伤害各人之间的感情，更不会伤害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后人可以评价历史，但不能随意扭曲阉割历史，更不能把自己看似独到实为哗众取宠般的见解当做研究成果随意卖弄，那样有意无意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是革命者之间的正常关系，绝没有常人所谓的个人私怨在内。历史研究者千万不要牵强附会地穿凿历史，把后人对历史的认识引入歧途。 2018.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