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诗文到底好在哪里
时间:2019-01-29 来源:大唐星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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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晚年闲得无聊,开始总结近代文学史,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意是,初唐文学界的四大天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所写的作品,代表的是当时的文学发展趋势,却遭到时人的讥评,这些讥笑过他们的轻薄之人,迟早会让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丝毫影响不了伟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千古美名。

  某种程度上,王杨卢骆能以集合的形式留名文学史,还是托了杜甫的福。杜甫写“江河万古流”的时候,应该是把自己也算了进去,所以才会这般慷慨激昂。不得不说,他这一把赌对了,历史还真就像他说的那样,记住了王杨卢骆,至于那些讥评他们的人,现在连个资料也找不到了。

  当然,历史记住王杨卢骆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骆宾王,是因为“鹅鹅鹅”和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王勃是因为《滕王阁序》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至于杨炯,由于没有进教材,大伙儿了解不多,对他写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许会有点印象,卢照邻写过一篇超级长的《长安古意》,其中有两句,屡屡被改编成歌词: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靡靡之音得很过分,乍一看还以为是早先的港台歌手写的。

  可见再伟大的诗人,也绕不过传播学的困境,留下来的都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句子。

  杜甫没有详细讨论什么是“当时体”,这在他看来,几乎不用解释,可是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解释一下,实在难懂。

  唐代官面上时行的文体是骈文,要求对偶,这是一种严谨的车轱辘文体,好比说要过年了,大家聚一聚,王勃是这么写的:

  柏叶为铭,未泛新年之酒;

  椒花入颂,先开献岁之词。

  上一句跟下一句之间,词义、词性、字数、平仄,都严格对仗,世界上能做到这么规整的,只有汉语。

  这种讲究传到现代,小学生都知道要写排比句,看上去气势很足,至于各级领导干部念稿子的时候,更是喜欢将小标题或者首句统一成四字或者六字,跟汉语这种形式美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再好的东西用多了,都容易成为套路,等到唐代初年,骈文已经使用了几百年,但凡好一点的华辞丽藻、典故技巧都被反复咀嚼过了,留下一堆甘蔗渣渣似的“结构框架”。

  比如著名的李密《讨隋炀帝檄》,有一句话流传极广:

  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罄竹难书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比这一篇更早也更著名的庾信《哀江南赋》,就有一联差不多的话:

  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

  两相对比,至少“南山之……东海之……”的句式是现成的,李密请的写手,隐隐有洗稿之嫌,可见写骈文其实有取巧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想要出新意也很难。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篇应酬文字,在当时能写这样文体的人想必不少,他出彩就出彩在语感清新,时不时打破一下主流语言风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句式,与其说文字写得好,不如说是骈四俪六中突然蹦出一联七言,突破了思维定式,胆子很大,也很难得。

  骆宾王就更是赶巧了,他替徐敬业写《讨武瞾檄》,通篇充满对武则天最恶劣的控诉甚至污蔑,要是翻译成大白话,恐怕正经人都看不下去,武则天真是心大,不仅客客气气看完,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句时,还很是动容,责怪宰相工作不到位,居然漏掉了这么一个人才。

  这句话好在哪里?结合上下文,这两句是写给那些“顾命大臣”看的,借“长陵一抔土”的典故,让人联想到先帝尸骨未寒,再拿《论语·泰伯》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正面典型,挤兑那些不能以死维护帝室正统的大臣们,使用典故的同时迭出新意,和时局无缝衔接,温柔一刀,击中了武则天心里最柔软的节点。

  说起诗歌来,初唐四杰与盛唐诗人是没法比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水平不够,而是我们今天视为“正宗”的律诗和绝句,初唐时期还在发育,未能完全成型,所以王杨卢骆的文集中,大多是五言诗,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算是最接近成熟五言律诗的作品了。

  把初唐时期的诗人和作品铺陈开来,几乎可以肉眼辨识出“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过程,从五言诗到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加上间或出现的七言诗,细细碎碎,一点一点地实验、探索,甚至花上几代人的精力和经验。

  唐初诗人王绩写过一首《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再看王勃写的《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怎么看怎么眼熟,当然,王勃肯定没有侵犯版权,他没这个必要,因为王绩就是他嫡亲的叔爷爷,祖孙两代在不同的两首诗里,几乎是挨个儿把实词和虚词的对偶试验了一遍,用心良苦。

  这样的实验没有白费,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近体诗最终在盛唐诗人手中,基本定型成熟,中国诗歌也从迎来了形式之美的巅峰。

  杜甫亲身参与了这一切,并且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以他来品评初唐诗人的贡献,那是绝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