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个人一次写给千万人阅读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封信。它就是1959年4月29日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干部们的信。当时全国干部的行政级别有国家级、省部(市、自治区)级、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级、县级、公社级。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依然是农民，不可能有行政级别，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同社员没有任何区别，大队干部同普通社员的区别，仅仅是外出开会也按参加生产劳动记工分。公社以上的干部才是非农业户口，才有供应粮食吃，才有工资拿，才有行政级别。但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也当做国家干部看待，让他们也看这封信，因为他说要同他们商量几个关于农业的问题。

　　他想让全国的农民干部直接看到他是怎么说的。他一共讲了6个问题——

　　如：包产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要讲做不到的假话;

　　如：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密植问题要由生产队、生产小队自己商量决定;

　　如：吃饭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须知我国是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特别强调：每项工作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作为新中国的一国之主，毛泽东对大家说，他在信中所讲的问题，“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信是这样写的——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 ，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1958年，党中央提出高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本来是想早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早日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1958年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具有共产主义萌芽。不料事与愿违，这求胜心切的“三面红旗”所到之处，都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行为。中共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纠正，但效果甚微。毛泽东的这封写给从省委第一书记到生产小队长、一竿子插到底的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此时他只是党中央主席，11天之前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

　　此前，他多次进行过实地调查。比如1958年8月13日，他在天津新立村考察稻田时，公社的领导，市里的领导都向他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不可能。”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领导解释说：“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我是种过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然而，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两个月之后他回到韶山，故乡的干部讲假话、浮夸风依然如故。当他问生产小队长毛霞生亩产多少斤时，毛霞生左顾右盼了一下，说：“亩产800斤。”毛泽东问：“是一稻800还是两稻800?” 毛霞生小声答道：“一稻。”毛泽东说：“不对!是两稻才800斤。” 毛霞生慌了，指着在场的公社干部说：“是他们叫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了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毛泽东感到十分难过。原来他的这封信，很多生产大队长、小队长没有看过。我父亲当年也是大队长，他甚至没有听说过有这封信。

　　由于那时生产大队小队的干部很多都是不识字的文盲，所以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很通俗易懂。每个问题都要说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如第三个问题。

　　节约粮食一定要十分抓紧(是什么);

　　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为什么);

　　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怎么样)。

　　再如最后一个问题。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是什么);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为什么)。

　　每项都不可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怎么样)。

　　毛泽东这封信中讲的6个问题，前5个早已经不是问题了。唯有第六个不讲真话讲假话的问题，很难解决。90年代流行的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就是假话愈演愈烈的真是写照。

　　关于假话的产生，毛泽东在信里明确指出了根源——“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他说的“上面”，是以公社为起点的上面。上面不喜欢吹牛浮夸，下面岂敢弄虚作假?